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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力难支，孤军难立”，特命梁王张宗禹等率部“前往甘、陕，连结回众，以为犄角之势”。
对于捻军的分兵之策，史学家历来有不同的评论。一种认为，这无疑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从而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而另一种则认为，分兵陕甘，联络回众，扩大了捻军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其实很难做出判断。不过，就在李鸿章督师不久，便从湖北传来消息，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臼口镇一带集结，李鸿章闻讯便立即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向安陆进发，计划就地围歼。这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役部署。各路大军包括刘铭传、张树珊、周盛波、鲍超以及郭松林的新湘军，总兵力达到七万之众。朝廷对此寄予厚望，认为“鄂省地势非平旷，马力不能施展，若各军四面夹击，齐心并力，必可痛挫其锋”。李鸿章也回奏称，“圣上英明，指授机宜，极其透彻”，“目下军势既集，网罗已张”，必将就地围剿，痛歼其匪。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接二连三的打击便接踵而至了。先是郭松林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之后张树珊部又在杨家河全军覆没，张树珊战死。事情到此还没完，不久，尹漋河之战爆发，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同样大败而归。紧接着，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部。仅仅半个月，湘、淮军便接连大败，损兵折将。这让李鸿章极为震惊，无地自容。这时，轮到曾国藩看笑话了。他在给九弟信中说：“人都说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则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便鲍超、刘铭传等与之相遇，胜负也很难说。”
出师不利，使李鸿章开始清醒下来，不得不认真研究对策，并调整作战方略。原先他对曾国藩的所谓“河防”不屑一顾，说是“闻者皆笑其迂”，并讥讽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但在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之后，他才真正领会到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对付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而利用河防，限制其流动，则不失为有效之策。直到这时，李鸿章才认识到，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此法虽笨，但笨法自有笨法的道理。于是，他决定仿效曾氏“筑墙之法”来对付捻军。万里长墙终遇知音!但知音者，已非曾氏，而是他李鸿章了。
1867年春，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河南南阳一带。当时他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北上陕西，二是西下四川。可是由于陕西就食困难，而四川路途遥远，赖文光与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决定东上山东，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
战略专家认为，这一决定实际上存在重大失误。因为它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作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
从1867年6月，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决定实施“倒守运河”之策。所谓倒守运河，就是将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为了保险起见，他设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胶莱河防线。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隅，加以歼灭。第二道是运河防线。此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则利用运河防线，继续围歼。
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行，李鸿章亲自巡阅运河，沿途察勘，并督修长墙。“炎风烈日之中，弁勇昼夜兴作，劳苦异常”，“七月初间，运西长墙一律完整”。接着，李鸿章又调集数万重兵，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部队，层层设防，铁壁合围。
但是，尽管他周密部署，还是未能达到目的。原因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并不配合。就在他指挥各路军马层层合围时，东捻军却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渡过潍河。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化为泡影，他又气又恼，指责丁宝桢“慢师轻敌”，玩忽职守，可丁宝桢并不买账，随即以牙还牙，攻击李鸿章调度不力，“纵贼误敌”。他还把责任推到淮军身上，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救援不力，而李鸿章“徇私诿咎，倒置是非”，完全是推缷责任。
虽然李鸿章身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但他管不了丁宝桢，后者作为一省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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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捻军的分兵之策，史学家历来有不同的评论。一种认为，这无疑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从而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而另一种则认为，分兵陕甘，联络回众，扩大了捻军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其实很难做出判断。不过，就在李鸿章督师不久，便从湖北传来消息，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臼口镇一带集结，李鸿章闻讯便立即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向安陆进发，计划就地围歼。这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役部署。各路大军包括刘铭传、张树珊、周盛波、鲍超以及郭松林的新湘军，总兵力达到七万之众。朝廷对此寄予厚望，认为“鄂省地势非平旷，马力不能施展，若各军四面夹击，齐心并力，必可痛挫其锋”。李鸿章也回奏称，“圣上英明，指授机宜，极其透彻”，“目下军势既集，网罗已张”，必将就地围剿，痛歼其匪。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接二连三的打击便接踵而至了。先是郭松林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之后张树珊部又在杨家河全军覆没，张树珊战死。事情到此还没完，不久，尹漋河之战爆发，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同样大败而归。紧接着，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部。仅仅半个月，湘、淮军便接连大败，损兵折将。这让李鸿章极为震惊，无地自容。这时，轮到曾国藩看笑话了。他在给九弟信中说：“人都说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则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便鲍超、刘铭传等与之相遇，胜负也很难说。”
出师不利，使李鸿章开始清醒下来，不得不认真研究对策，并调整作战方略。原先他对曾国藩的所谓“河防”不屑一顾，说是“闻者皆笑其迂”，并讥讽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但在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之后，他才真正领会到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对付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而利用河防，限制其流动，则不失为有效之策。直到这时，李鸿章才认识到，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此法虽笨，但笨法自有笨法的道理。于是，他决定仿效曾氏“筑墙之法”来对付捻军。万里长墙终遇知音!但知音者，已非曾氏，而是他李鸿章了。
1867年春，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河南南阳一带。当时他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北上陕西，二是西下四川。可是由于陕西就食困难，而四川路途遥远，赖文光与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决定东上山东，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
战略专家认为，这一决定实际上存在重大失误。因为它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作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
从1867年6月，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决定实施“倒守运河”之策。所谓倒守运河，就是将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为了保险起见，他设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胶莱河防线。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隅，加以歼灭。第二道是运河防线。此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则利用运河防线，继续围歼。
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行，李鸿章亲自巡阅运河，沿途察勘，并督修长墙。“炎风烈日之中，弁勇昼夜兴作，劳苦异常”，“七月初间，运西长墙一律完整”。接着，李鸿章又调集数万重兵，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部队，层层设防，铁壁合围。
但是，尽管他周密部署，还是未能达到目的。原因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并不配合。就在他指挥各路军马层层合围时，东捻军却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渡过潍河。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化为泡影，他又气又恼，指责丁宝桢“慢师轻敌”，玩忽职守，可丁宝桢并不买账，随即以牙还牙，攻击李鸿章调度不力，“纵贼误敌”。他还把责任推到淮军身上，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救援不力，而李鸿章“徇私诿咎，倒置是非”，完全是推缷责任。
虽然李鸿章身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但他管不了丁宝桢，后者作为一省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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