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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常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四川人到部里来找陈宦,每月从陈那里领取一千块钱。陈宦当时是参谋次长,袁世凯的亲信之一。他亲口对李炳之说,这个四川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袁世凯为什么要给彭的父亲发钱?李炳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他认为杀良弼和杀吴禄贞一样都是袁世凯的阴谋。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根据。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原因就在于除掉良弼,有利于袁世凯。的确,良弼死后,朝中亲贵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溥伟、载泽也先后逃出北京,宗社党的势力几乎瞬间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袁世凯逼宫的最后障碍也完全扫除了。

    由于段祺瑞的通电和良弼之死,皇室高层已无人再敢反对共和。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本来反对退位的亲贵就占少数,现在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来参会的王族亲贵们个个心存恐惧,面面相觑,几乎都成了哑巴。会场一片沉默。

    过了许久,隆裕见没人吱声,便催促道:“为什么都不说话呀?”

    众人默然。

    过了一会儿,隆裕又说:“你们都说话呀?”

    还是无人应答。

    隆裕又气又急,说:“你们都不说话,想让我一人承担啊!”说着,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

    从这一时刻起,清王室软弱的抵抗已经基本瓦解了。此后,退位与共和已不再是被讨论的问题。隆裕太后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到了优待条件上。优待条件共三大部分二十款:一是关于皇帝的,二是关于皇族的,三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的。据叶恭绰回忆说,隆裕太后抠得很仔细,逐条逐句,反复提出修改。之后,又发给南方,南方提出意见后再发到北京,这样反反复复,来回七八次之多。袁世凯这时仍托病在家。

    1月29日,隆裕要召见他,可他仍以病重无法应召为由在家调养。

    2月5日,由于清廷对优待条件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地改来改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南方等不及了,袁世凯也等不及了。于是,段祺瑞再次领衔前敌诸将打来通电,催发共和诏旨。而且,这一次措辞比1月26日的通电更为严厉。电中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祺)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所谓“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这无疑就是兵谏了!这份电报一到,马上就起到了震慑作用。当天,隆裕太后对南方发回的优待条件就不再提意见了。

    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这份电报是袁世凯为迫使清室退位,暗嘱靳云鹏(时任段祺瑞手下参议)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内有:“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又有:“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此电着墨不多,极切要害。袁之出此,系再进一步威胁王公大臣也。

    优待条件通过后,下边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退位程序迅速启动,最后只剩下退位诏书了。关于退位诏书,开始有人认为是阮忠枢起草的,因为袁世凯的重要文件,包括一些谕旨都是出自阮的手笔,但实际上阮忠枢并未参与此事。有的说,草稿是赵秉钧找洪述祖写的,后来交叶恭绰修改,可叶迟迟未动笔。最多的说法可能要算下面这一种了,即由张謇起草。张謇乃光绪年恩科状元,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这份诏书堪称“奇书”,穷尽了中国文字的各种技巧,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段落,都有讲究。可以说,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了各种想法和诉求,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藏机锋,话中有话,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原稿中本无“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力,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段,然而诏书正式发表时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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