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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有诗云:“轩车一去留不得,藤蔓啼莺空复情”;“长城已坏他岂惜,雨抛锁甲苔卧枪。”其悲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三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局势紧张,清廷又一次想到了刘铭传。慈禧太后懿旨,撤销对刘铭传的处分,恢复其职务。不久,又令其迅速北上,进京陛见。

    可是,一切都晚了。此时,刘铭传已经病魔缠身,数疾并发,连行动都已相当困难。李鸿章不得不据实上禀,说他因病无法应召,是否另调大臣统兵。但朝廷似乎并不相信,又连电催其复出。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初七日的电谕云:

    现在军事日棘,统帅乏人。该巡抚受国厚恩,当此边防危急之时,岂得置身事外?着李鸿章再行传谕刘铭传。于接奉此旨后,即行起程来京陛见。该巡抚忠勇素著,谅不至藉词诿卸,视国事如秦越也。仍将这旨起程日期,先行电闻。

    今天我们重读这份电谕,仔细玩味,不禁感慨良多。不难看出,此时清廷对刘铭传出山是何等祈盼和依赖,一如当年令其赴台抗法,而与多年前对其的打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这一回刘铭传真的无能为力了,尽管有人说他是负气不愿出山。他真的病了,而且病得相当严重。如同他自己所说,哪怕只要能起身,也会抱病应命。可是,如今他已做不到了。一年多后,刘铭传病逝于家乡刘新圩,享年五十九岁。在他去世前,传来甲午战败的消息,而台湾也沦于敌手,尽管台湾军民奋勇抵抗达五个月之久。看着这块他曾经呕心沥血、宵衣旰食为之奋斗六年的热土为敌寇所占,病榻上的刘铭传失声痛哭,吐血昏厥,数月之后便在忧愤中离世。

    刘铭传一生留下太多的遗憾,而台湾可能是他留下遗憾最多的地方。身为一介布衣,起于行伍而位列封疆。尽管他具有雄才大略,但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所谓“呕心六载功不就”“一生枉抱济时才”,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

    六、1898:短命的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总理衙门突然召见了康有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目的事。作为清廷最高办事机构,竟然兴师动众地召见一个区区小吏,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何况其中还有一段复杂的背景。因此引起各方关注,丝毫也不奇怪。

    康有为人称康南海,因其出生于广东南海之故。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年轻时游香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从1888年至1898年,连续撰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至《上清帝第七书》,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其中《上清帝第二书》,即为喧腾一时的“公车上书”,由梁启超等帮助完成,风行一时。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蒙受了极大的耻辱,《马关条约》举国反对。尤其是割让台湾,人心尽失,就连光绪皇帝自己都深感“羞为天下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北京发生“公车上书”运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举行集会,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革图存。领头的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

    不过,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性,早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康有为为了标榜自己而自我贴金,实际上这份上书并未进呈,至于康有为所说的因都察院拒绝代递,也是个谎言。真实的原因是康有为担心上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而没有呈递。从事后的结果看,康有为会试及第,授工部主事,似乎也是一个佐证。

    然而,尽管“公车上书”存在争议,但康有为系列上书倒是确有其事。1895年5月29日,即“公车上书”没几个月,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幸运的是,这道折子经过都察院代递,呈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

    7月19日,即光绪皇帝看到折子一个多月后,便颁布谕旨,号召君臣同心,上下齐力,发愤自强,改革图新。随着这道谕旨下发的,还附有一些官员上呈的有关改革的奏折,以供各级臣僚参阅。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这对康有为是很大的鼓舞。于是他又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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