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情(第1/2页)
在我的眼里，父母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如果说确实有，那我觉得父母的之间的爱情也是无声的。
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父亲可爱，而母亲可恨，因为母亲经常管教我们甚至打骂我们。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简直就是家中的“女皇”而父亲呢，顶多算母亲手下唯唯诺诺的一个“小丞相”所以我们不怕父亲，而只怕母亲。
那时候，父亲一直体弱多病，家中裁缝铺的重担自然而然的就落在母亲的肩上，每天一大早，天刚麻麻亮，母亲就已起床，打扫裁缝铺，拆卸铺板门，砍猪草，喂猪，接着又要忙着穿针，引线，调试缝纫机。做完这一系列的家务活后，母亲又会挑上两个大木水桶到离家几百米远的凉水井吃力地挑回一大水缸井水，然后就催促我们兄妹们起床进厨房生火煮饭，往往这时候，父亲还未起床的话，母亲就会在堂屋里骂父亲：“格老军阀的，太阳都晒到石头红了，还不起床啊，莫带坏后人！”
早饭时，母亲都要给父亲单独煮两个醪糟鸡蛋，盛放在一个豌豆花洋瓷碗里。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羡慕父亲，因为家中只有父亲才能吃那珍贵的鸡蛋，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竟也好想像父亲一样得病。有时候和蔼可亲的父亲也会将碗中的鸡蛋拈一个出来，想要给我们兄妹们，母亲发现了，便会又骂父亲：“格老军阀的，你想害儿女哟，你是肺结核哒嘛，各人吃完，一点都不许剩！”父亲确实吃不完时，母亲竟又会把父亲的碗端过来将碗里剩余的东西吃完。很多时候，母亲也会煮上一两个荷包蛋给我们兄妹们解馋，但我们却从没看见过母亲单独吃过一个鸡蛋，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侯，母亲对我们兄妹四人的要求更是严格得近乎苛刻。那时每天一放学，大哥二哥便要背上一个大垮垮背篓，翻山越岭四处去捡拾柴禾或者打猪草，农忙时节更是要派去拾麦穗，捡红苕，倘若完不成任务，回来还要挨母亲的打。父母便在裁缝铺里不分白天黑夜的加工衣服，尤其是热天，老大老二煮好三顿饭后，马上就要到裁缝铺里帮忙打下手，做些锁边、锁扣眼、钉纽扣的活儿，年龄稍小的姐姐和我，便要站成一路纵队，每人手执一把蒲扇，给缝纫机前挥汗如雨的父母打扇。
那时侯，母亲经常“发痧”只要一“发痧”便脸色苍白，额角汗珠密布，父亲无论再忙，便都要放下手中的活计，从厨房里舀上一小碗凉水来，弯曲食指和中指，在小碗里蘸上一点清水，又将手上的水滴甩掉之后才在母亲的背部，一小点一小点地扯起“痧”来，父亲本来就身体很差，扯上一会儿“痧”便会满头大汗，但父亲从没抱怨过，一直把母亲的背上全都“扯”上了“痧疤疤”母亲说感觉“好了”之后，父亲才会如释重负地露出一点开心的微笑，又重回裁缝铺缝纫机前忙去了。
记忆中，父亲是个性格温和和蔼可亲的人，而母亲恰恰相反，母亲是个急性子，性格暴躁，要骂人，甚至动不动还要打人，有时候做累了的母亲便要发牢骚，甚至骂父亲，但从没看见父亲还过嘴，也不争辩什么，常常是双手按在火熨斗的木柄上，和蔼可亲的微笑着，继续来回熨烫着桌上的布料，不多时，母亲的气竟也消了。
后来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后，家中的裁缝铺也就倒闭了。年过花甲的父母为了供我读书，竟又跟着早已分了家的二哥学做起小生意来，母亲既不识字，又不会算帐，父亲稍微能写一些简单的字，也会在算盘上打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于是，每次逢场天，不管天晴落雨，父母都要在镇上的桥头上摆摊子，卖些油盐酱醋针线之类的东西，母亲卖东西，父亲就站在母亲的一旁打算盘算帐。下午收摊子之时，母亲便抢着挑抬重的货物，只许父亲拿些轻的凳子、钱箱之类的东西。尽管如此但家中收入依旧甚微，为了供我读完师范，父母每天竟只吃点干饭酸菜之类的东西，长年累月，竟都积劳成疾。
十年前，父亲患上了老年性前列腺炎，没钱医治，便一直在乡上的诊所里勉强拿点药敷衍着吃，一拖再拖，谁知后来病情竟恶化成了尿毒症。八年前的正月初一，仅仅才62岁的父亲竟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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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父亲可爱，而母亲可恨，因为母亲经常管教我们甚至打骂我们。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简直就是家中的“女皇”而父亲呢，顶多算母亲手下唯唯诺诺的一个“小丞相”所以我们不怕父亲，而只怕母亲。
那时候，父亲一直体弱多病，家中裁缝铺的重担自然而然的就落在母亲的肩上，每天一大早，天刚麻麻亮，母亲就已起床，打扫裁缝铺，拆卸铺板门，砍猪草，喂猪，接着又要忙着穿针，引线，调试缝纫机。做完这一系列的家务活后，母亲又会挑上两个大木水桶到离家几百米远的凉水井吃力地挑回一大水缸井水，然后就催促我们兄妹们起床进厨房生火煮饭，往往这时候，父亲还未起床的话，母亲就会在堂屋里骂父亲：“格老军阀的，太阳都晒到石头红了，还不起床啊，莫带坏后人！”
早饭时，母亲都要给父亲单独煮两个醪糟鸡蛋，盛放在一个豌豆花洋瓷碗里。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羡慕父亲，因为家中只有父亲才能吃那珍贵的鸡蛋，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竟也好想像父亲一样得病。有时候和蔼可亲的父亲也会将碗中的鸡蛋拈一个出来，想要给我们兄妹们，母亲发现了，便会又骂父亲：“格老军阀的，你想害儿女哟，你是肺结核哒嘛，各人吃完，一点都不许剩！”父亲确实吃不完时，母亲竟又会把父亲的碗端过来将碗里剩余的东西吃完。很多时候，母亲也会煮上一两个荷包蛋给我们兄妹们解馋，但我们却从没看见过母亲单独吃过一个鸡蛋，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小时侯，母亲对我们兄妹四人的要求更是严格得近乎苛刻。那时每天一放学，大哥二哥便要背上一个大垮垮背篓，翻山越岭四处去捡拾柴禾或者打猪草，农忙时节更是要派去拾麦穗，捡红苕，倘若完不成任务，回来还要挨母亲的打。父母便在裁缝铺里不分白天黑夜的加工衣服，尤其是热天，老大老二煮好三顿饭后，马上就要到裁缝铺里帮忙打下手，做些锁边、锁扣眼、钉纽扣的活儿，年龄稍小的姐姐和我，便要站成一路纵队，每人手执一把蒲扇，给缝纫机前挥汗如雨的父母打扇。
那时侯，母亲经常“发痧”只要一“发痧”便脸色苍白，额角汗珠密布，父亲无论再忙，便都要放下手中的活计，从厨房里舀上一小碗凉水来，弯曲食指和中指，在小碗里蘸上一点清水，又将手上的水滴甩掉之后才在母亲的背部，一小点一小点地扯起“痧”来，父亲本来就身体很差，扯上一会儿“痧”便会满头大汗，但父亲从没抱怨过，一直把母亲的背上全都“扯”上了“痧疤疤”母亲说感觉“好了”之后，父亲才会如释重负地露出一点开心的微笑，又重回裁缝铺缝纫机前忙去了。
记忆中，父亲是个性格温和和蔼可亲的人，而母亲恰恰相反，母亲是个急性子，性格暴躁，要骂人，甚至动不动还要打人，有时候做累了的母亲便要发牢骚，甚至骂父亲，但从没看见父亲还过嘴，也不争辩什么，常常是双手按在火熨斗的木柄上，和蔼可亲的微笑着，继续来回熨烫着桌上的布料，不多时，母亲的气竟也消了。
后来市场经济大潮来临之后，家中的裁缝铺也就倒闭了。年过花甲的父母为了供我读书，竟又跟着早已分了家的二哥学做起小生意来，母亲既不识字，又不会算帐，父亲稍微能写一些简单的字，也会在算盘上打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于是，每次逢场天，不管天晴落雨，父母都要在镇上的桥头上摆摊子，卖些油盐酱醋针线之类的东西，母亲卖东西，父亲就站在母亲的一旁打算盘算帐。下午收摊子之时，母亲便抢着挑抬重的货物，只许父亲拿些轻的凳子、钱箱之类的东西。尽管如此但家中收入依旧甚微，为了供我读完师范，父母每天竟只吃点干饭酸菜之类的东西，长年累月，竟都积劳成疾。
十年前，父亲患上了老年性前列腺炎，没钱医治，便一直在乡上的诊所里勉强拿点药敷衍着吃，一拖再拖，谁知后来病情竟恶化成了尿毒症。八年前的正月初一，仅仅才62岁的父亲竟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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