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熟悉的陌生人(第3/8页)
性社会规律之一，其合理内核大概不应被我们盲视。当法国学者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在很多人看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了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性的怀疑，复活了人们对利益的敏锐嗅觉。我们无须承认利益决定一切，但如果嗅不出各种学术和知识的人间烟火味，就不免失之天真。很多人的立场变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如官僚的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不愿热衷的东西（如流氓的玩世），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如进城农民工的土气或者归国学子的洋气），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自由独立的抉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变局对我做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性抛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人。热情而浪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头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人性在无神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口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他知道口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人，理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需要侍候，当“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过，“启蒙”过，“存在主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荡之潮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一类大标签，在人群中进行分门别类。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入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具有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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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恒定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也决非意守丹田时体内的一片澄明。我们像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但我们常常在一些临时性抛掷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自己的本原和终极。
很久以来，我困惑于无法了解自己和他人。热情而浪漫的八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一旦发现自己投身的改革不是明星速成班，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聪明地掉头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信条，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曝光，人性在无神无圣的时代加速器里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缠布条喊口号的民主青年，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取特权批文，以便自己赚一笔大钱。他知道口号和利润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失眠。这次误会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电工吆喝了一声，居然不知道他是堂皇诗人，理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需要侍候，当“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过，“启蒙”过，“存在主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技巧纯熟地欺压雇员并且公开宣布自己就是向往“希特勒”——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荡之潮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民族”、“宗教”、“文化认同”一类大标签，在人群中进行分门别类。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他因反抗入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具有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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