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货殖有道(第3/4页)
生产者就只是在争夺一个很小的市场，高附加值农产品就太容易过剩。反季节瓜菜、鲜花和草木、牛奶和肉鸽，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愿意享受，但在多数人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自然生理需求无法变成市场需求——这就是“需求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真实含义。当生产者一拥而上的时候，物多价贱，物贱伤农，生产什么就积压什么，高附加值可能变成低附加值，甚至是负附加值，进一步削弱广大生产者的消费力，形成一种低收入低消费更低收入更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因此，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说法不是不对，但必须以扩大市场需求为前提，以国家加强利益分配调节力度从而使大多数人手里有票子为前提的前提。否则需求持续不足，先行者还有点赚头，盲目跟进者就要大栽跟头。
这就是沿着公路网络而迅速扩张的市场化。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趋势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但这种趋势的另一面将是各种资源的加速流动，如得不到有效调控，便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东部与西部已加剧了横的差距。竖的差距近年来也触目惊心：五级财政结构中，顶端的中央财政金潮滚滚，县、乡两级财政却寒风习习，借钱缴税成了基层普遍现象，只是一直被各种“政绩”掩盖。这两种差距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费升级”，狂购奢侈品和囤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学、求医、求生的困难——连广东这样的富省都有相当多的市县拖欠职工工资。不管是依据哪一种统计，中国已逼近或超过贫富差距的危机临界点。
市场能自动造就公正吗？能自动带来均富和普惠吗？
一国之内的市场尚不可能，全球市场就更不可能。因为国家有政府调控能力，而全球没有政府，更缺乏调控手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要腐败还在可控范围，只要行政权威尚未完全丧失，至少可采取下列政策缓解贫富矛盾：
一是让农民工去城里打工。尽管都市已有严重的失业压力，尽管有些都市当局曾企图清退农民工以保市民就业，但中国的政策仍然禁止劳工市场壁垒，使都市大门一直向农民工敞开。这样，农民工尽管不能分享利润，尽管压低了城里的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有些收入——在很多乡村，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较的是，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富国要求投资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却不容许移民自由。一般来说，人家只需要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只要你的硕士和博士，绝大部分劳工都得作为“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富国的境外投资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这种投资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产业却总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劳动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还是优先母国的就业群体。
二是国家以税收调节分配，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以富补贫，比如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增强中下层的消费力，以非市场手段“扩大内需”。光是前不久的农村“费改税”，中央财政就再拿出四百亿以缓减农民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口（另一统计说缺口更大）。将来建立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担责任，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可以比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缺乏政府调控，既没有全球税，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债务，或者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富国并没有扶贫的法定责任，国际“慈善”事业力度总是相当有限。正是针对这一点。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给予补偿。这位首相一句话点中了穴位，但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大人物们都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谈穷国不开放市场就永无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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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沿着公路网络而迅速扩张的市场化。从全局上来说，这种趋势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强综合国力。但这种趋势的另一面将是各种资源的加速流动，如得不到有效调控，便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东部与西部已加剧了横的差距。竖的差距近年来也触目惊心：五级财政结构中，顶端的中央财政金潮滚滚，县、乡两级财政却寒风习习，借钱缴税成了基层普遍现象，只是一直被各种“政绩”掩盖。这两种差距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是很多人“消费升级”，狂购奢侈品和囤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人求学、求医、求生的困难——连广东这样的富省都有相当多的市县拖欠职工工资。不管是依据哪一种统计，中国已逼近或超过贫富差距的危机临界点。
市场能自动造就公正吗？能自动带来均富和普惠吗？
一国之内的市场尚不可能，全球市场就更不可能。因为国家有政府调控能力，而全球没有政府，更缺乏调控手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要腐败还在可控范围，只要行政权威尚未完全丧失，至少可采取下列政策缓解贫富矛盾：
一是让农民工去城里打工。尽管都市已有严重的失业压力，尽管有些都市当局曾企图清退农民工以保市民就业，但中国的政策仍然禁止劳工市场壁垒，使都市大门一直向农民工敞开。这样，农民工尽管不能分享利润，尽管压低了城里的雇工价格从而增加了他们不能分享的利润，但毕竟有些收入——在很多乡村，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主要富民手段。可以比较的是，这种劳动力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富国要求投资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等等，却不容许移民自由。一般来说，人家只需要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只要你的硕士和博士，绝大部分劳工都得作为“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富国的境外投资虽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但这种投资只是外移一些中低端产业，在国家政策控制之下，高酬和高利的核心产业却总是留在母土不容外人染指，劳动成本中最有油水的一瓢，还是优先母国的就业群体。
二是国家以税收调节分配，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以富补贫，比如直接承担贫困地区水利、交通、电力、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建设，甚至部分承担那里教育、行政、卫生、扶贫等方面的支出，增强中下层的消费力，以非市场手段“扩大内需”。光是前不久的农村“费改税”，中央财政就再拿出四百亿以缓减农民负担——虽然还远远堵不上一千二百亿的缺口（另一统计说缺口更大）。将来建立农村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保障，恐怕也只能由政府承担责任，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可以比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缺乏政府调控，既没有全球税，也没有财政转移支付。心诚善意的富国有时减免一些债务，或者给一点无偿援助，那已是大恩大德，令穷国感激不尽。但富国并没有扶贫的法定责任，国际“慈善”事业力度总是相当有限。正是针对这一点。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提出全球税概念，指出没有税收调控的自由市场缺乏公正性，无法对市场化过程中受到盘剥和侵害的弱势国家给予补偿。这位首相一句话点中了穴位，但国际商界和国际政界的大人物们都装作没听见。他们更愿意谈的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谈穷国不开放市场就永无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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